專家: 胡竹生/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所 所長
富比世雜誌（Forbes Magazine）在2016年與2017年發表了兩篇專欄文章[1][2]，針對為何以色列的科技創新以及新創公司如此傑出，做了非常詳盡的報導。作者David Yin（殷鑒揚）2015年從耶魯大學畢業，主修新聞學與經濟學。他的觀察非常細膩與準確，雖然若干觀點先前已有報導，但是這兩篇文章整理得很完整。拜讀之餘，有很多感觸，特將其重點整理，並加入一些個人觀點，給大家做參考。
1. 國際大型企業很早就在以色列投資設立研發部門，例如Intel從1974年就開始在以色列設立研發單位從事晶片設計，培養很多研發人才。台灣在歷程上，外國投資比較是在製造領域，前瞻性的研發投資相對低。
2. 以色列人針對其國家的弱點，會主動積極的去發展科技來彌補，因為其他國家沒有這個環境，投資相關研發的驅動力就相對薄弱。因此一旦面臨同樣的問題，就是以色列的生意機會。把弱點轉化成機會與力量，是以色列新創的特質之一。例如其境內缺水，因此以色列是全世界在沙漠中種植農作物的科技領先國。在這一點上，台灣幾乎沒有這種特質，台灣一樣缺乏天然資源，但是沒有發展對付這種情形的科技，台灣每年遭颱風肆虐，以及地震威脅，也沒有對此有研發成果足以商業化。這與東方民族”逆來順受”的特質是否有關，或許可以深入討論。
3. 以色列人口只有八百五十萬，內需市場太小，而且周邊都是敵人，在國際貿易上不管是地理位置，或是貨物進出都非常不利，迫使其朝突破這個限制的方向去新創。因此以色列的網路與軟體科技產業非常發達，在”地球是平的”這個趨勢下，以色列過去的努力便佔據了先機。台灣雖然也面臨對岸的軍事威脅，但是貨物進出一直沒有太大影響，並沒有類似於以色列受到的限制。
4. 以色列有來自70個國家的國民，從1947年到2016年，以色列的人口增加了五倍，有一大部分是外來的猶太人移民。在2014年，以色列境內有1/3的人口不是在以色列出生的，這個美國新創的兩大區域，矽谷與紐約，是相類似的。不同文化間的衝擊融合，向來就是創新的充分條件之一。台灣的人口多樣性相對低，非華人區出生的移民人數很少。
5. 在1990年代，蘇聯瓦解後有接近一百萬的蘇聯移民進入以色列。大部分的移民都具有優異的科學與工程背景，直接對其科技創新帶來衝擊。同時這批移民因為離鄉背井，在財富追求上有強烈動機，承擔風險程度高，沒有太多的傳統束縛，造成了新創的絕佳條件。台灣也應該算是一個移民社會，但是因為政治與軍事的因素的影響很大，沒有在思考其中是否有技術相關的移民，該如何對待等等。
6. 在以色列的社會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可以用”直白”來形容，也就是表達意見或是解決問題不拐彎抹角，甚至可以挑戰權威，這樣的文化從創新的循環來說是比較有效率。相似於這個直接的特性，是以色列人對於從概念到實現有強烈的渴望，也就是對於創新，以色列人傾向於執行。通常會很快去產出一個產品原型，且不畏懼失敗。
7. 以色列對於研發高度重視，全國花在R&D上面的經費佔其GDP的4.5%（2001年），同年度英國為1.6%，美國2.3%，日本3.0%，瑞典4.1%，台灣在2001年的研發經費約佔GDP的2%，到2013年才突破3%。在第五次歐盟跨國研發計畫中（FP5），以色列總共參與了近800項研究案，總金額約20億歐元。這類的跨國研究提供了他們更廣的視野與國際技術市場連結。
8. 以色列擁有世界級的教育與學術機構，僅八百五十萬人口，2002年到現在就產生5位諾貝爾獎得主。每年投入約GDP的7.3%經費在教育上，OECD國家平均約6.1%，台灣近幾年約在5.2~5.6%之間。以色列每一萬人有135 個科學家或工程師，比美國的81人高出許多。全國大約有一半的學生就讀醫學，科學與工程領域。
9. 從1959年開始，以色列的大學就紛成立自己的技術轉移公司。這些公司負責將該大學的研究成果尋找市場機會，實現商業利益。以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所成立的Yissum Research Development Company為例，該公司擁有超過9,300 項專利以及110個spin-off公司（每年約新創10家），與國際大公司如英特爾與Google等有密切的商業合作。其近來最著名的新創公司就是車載先進駕駛輔助（ADAS）科技公司MobileEye，在2017年被英特爾以153 億美元收購。Yissum所推出的科技產品每年有超過20億美元的營收，該公司從中抽取3~5%的權利金。其成功的方法，在於為大學研發到商業化創造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，希伯來大學約有1000位研究人員，也就是每位研究人員，平均每年創造6到10萬美金的技轉金額。這個營收有60%回饋給研究人員及其所屬的實驗室，創造300個新的研發工作，剩下的部分才分配給學校與該公司。
10. 以色列自立國以來，就一直受到鄰國的軍事挑釁，在如此近距的威脅以及規模不大的軍隊人數，不得不去擁有機動性高，反應速度快的軍事技術。在1960年代開始，其每年的軍事預算有30%花在研發上。這些成果也透過企業，轉成許多民用科技。微軟加速器的創辦人Zack Weisfeld就指出，以色列的軍事需求與研發投入，造就了機器學習與視覺（machine learning and vision）的領先技術，在大數據的浪潮推波助瀾下，許多國際大公司紛紛到以色列獲取這方面的關鍵技術。另一個例子是對於軍事資訊的保密技術，參與研究的一位軍事人員Gil Shwed，就發展了防火牆的觀念，在後來成立的Check Point，目前已經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網路資安防禦公司。因為有這麼成功的案例，使得許多國際大公司紛紛在以色列的軍事基地旁邊設立分公司，甚至當其國防部決定遷到位於內蓋夫沙漠（Negev desert）中的貝爾謝巴（Be’er Sheva）城，像是德國電信（Deutsche Telekom）與IBM等大公司就立刻追隨。
11. 以色列的軍事研究之所以這麼成功，歸功於一個奇特的組合。首先是因為每個國民都要服役(男生三年，女生兩年)，所以軍方會得到所有的年輕人。而軍方發展了一套嚴格的篩選機制，從中選取高素質的人員，加以嚴格的訓練後從事研究。因為不能出差錯的產出要求（與作戰相關），使得這些優秀的年輕人，在旺盛的活力與創意下，同時必須面對極大的壓力與競爭。這樣的環境，自然就逼出幾乎是最佳的研究成果。台灣也是要服義務役（女生沒有），我們以前對於大學與研究所的畢業生，也有科技預官的考試篩選，但是這批科技預官並沒有有計畫地進入軍事科技的研發體系。當然從國民義務的公平性來說，以色列有的爭議會是為何有人要上前線作戰，為何有人卻可以做研發而無須在作戰單位。我想以色列整體的社會認知，是支持這個做法。同時迄今，任何國際公司與以色列公司簽合作協定時，都會看到若干條文，說明以色列一方如果面對戰爭因素，可以延遲技術或產品的交付時程，甚至可以立刻結束合約，因為他們的員工可能要上戰場，也可能會犧牲。
12. 以色列政府對於建構新創的生態環境，功不可沒。在1980年代，政府就採取一系列措施，去引導私領域的力量從事新創，而且非常成功。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做法就是成立了Yozma計畫， OECD在2010 年的報告就形容這是“the most successful and original programme in Israel’s relatively long history of innovation policy”。Yozma成立於1993年，這個計畫用8千萬美金投資了10家風險投資基金的40%股權。為了吸引國際資金參加，該計畫提供保險給投資者，當新創標的失敗時，由保險去承受80%的風險損失; 另一方面，在五年內可以用優惠買回政府所擁有的股權，也就是當新創標的有機會成功時，投資者可以擴大其持股。Yozma也用另外的2千萬美金，主導成立了15家小型新創公司，其中有9間公司已經公開上市或是被併購。因為這個計畫，以色列的風險投資金額在1990年代暴增了60倍(從5千8百萬到33億美金)，新創公司數量也從100家增加到800家。到了1999年，以色列私領域投資額度佔GDP的比例，已經是世界第二名的國家，僅次於美國，且其70%的經濟成長歸功於高科技的新創成果。
13. 以色列創新局（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）的科技孵化器計劃（Technological Incubators Program）也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。1991年成立以來，部分計劃的目的在為從前蘇聯來的新移民，提供資本和資源使其成為成功的企業家。目前這個計畫已經增加到24個孵化器，大多通過公開招標私有化。科技孵化器計劃所育成的目標，是具備破壞式創新的想法，且私人投資者認為風險太高的新創公司。育成的時間是兩年，政府給予50萬至80萬美元的資金。政府不擁有股權，且政府資金中有85％的預算屬於補助，只有當公司創造收入時才會收3-5%的權利金。該計劃的理念除了讓私有資金降低早期投資的風險，並幫助新創公司通過最脆弱的階段，生存下來且擴大到可以募集到私有資金。從這些孵化器畢業的1500多家公司中，有60％的企業吸引了35億美元的私人投資，其中40％的企業仍在營運。這個計畫以色列政府投資了約6.5億美元，也就是從私人資金中獲得了五至六倍的槓桿。
14. 當新創事業達到一定規模時，風險投資的資金已經不足所需，通常希望被收購或上市。以色列公司的被收購率很高。根據Dow Jones VentureSource，以色列新創公司的壽命最短（首次融資到收購之間的時間）。從2009年的9年下降到今天的4年左右。2015年以色列共有119個新創公司被收購，獲得的資金總金額達92億美元。批評者認為，以色列新創事業的銷售速度太快，缺乏長期的經營戰略。而其他人則認為這是因為實際狀況的考慮，如以色列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創業的財務不確定性，同時公司也難以在只有八百五十萬人的本國市場上擴張。通常認為國內只提供初步成長的環境，要擴大則必須經常前往美國。新創公司的首席執行長（CEO）和首席營運長（CMO）往往遷往矽谷，而研發人員則停留在以色列。例如Waze這個公司，最終在2013年被Google以11億美元收購。
15. 近年來，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專注於長期發展公司，而不是過早地出售。有些過去連續創業成功的企業家，他們繼續創業的目的已經轉向建立跨國大企業。這一趨勢為未來的新創事業提供了更多的財務槓桿和靈活性，更多的自主性去決定他們的未來。一個例子是當網路安全公司CyberArk的早期投資者迫使創始人出場時，這些創業家說服Jerusalem Venture Partners和Goldman Sachs從投資者那裡以4.6億美元買回該公司，並使其保持獨立。隨後CyberArk持續增長，並在2014年納斯達克上市。到今天，該公司的價值已經增加到15億美元。
來自非以色列企業的風險投資，近年來已經佔總投資的85％，而且這一數字在不斷增長。2016年以色列的外資幾乎從65億美元增加到了111億美元。外國投資者傳統上是美國或歐洲，但亞洲，特別是中國的興趣日益增加。2016年美國投資下降了41%（18億美元），亞洲投資（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國）增長了三倍，達到64億美元。中國投資者分為兩類，第一是金融機構和基金，由於中國經濟放緩，人民幣匯率走弱，越來越多的資金尋求海外回報。據中國國家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所述，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額為1610億美元，比2015年成長77％，高於外資對中國直接投資的30％。第二個是中國的公司，由於中國國內激烈的競爭，許多中國科技巨頭都渴望獲得創新技術。例如百度最近投資了500萬美元在音樂學習創業公司Tonara和300萬美元在視訊拍攝公司Pixellot，同時在以色列招募了兩名技術偵察員來獲得新的收購機會。包括聯想，小米和福星在內的其他公司已經收購了以色列公司，以補足或啟動其在以色列的研發實驗室。除了直接投資，中國也在以色列境內的風險投資基金中佔有一席之地，根據微軟的Zack Weisfeld表示，以色列的一些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已經引入中國的大型有限合夥人。IVC研究中心估計，2015年募集資金的一半至少有一名中國投資者。第一家投資基金是兩年前，阿里巴巴向耶路撒冷創業投資公司（Jerusalem Venture Partners, JVC）的第七支基金投入的1500萬美元，成為有限合夥人。
看了作者這麼多的分析，有種強烈的感覺是科技新創在以色列已經不只是生態，而是文化的一部分，當文化形成後，無需要太多的外界力量，新創的循環自然的就會運轉。其次是以色列成功的企業家，許多都回到國內，繼續指導貢獻其經驗給下一波創業者。這麼小的國家，周邊敵人環伺，卻能夠吸引全世界的大企業前往投資，創造改變人類的科技，許多地方都值得我們借鏡。
[1] David Yin, “Secrets to Israel's Innovative Edge,” Forbes Asia, Forbes Magazine, Jun 5, 2016. https://www.forbes.com/sites/davidyin/2016/06/05/secrets-to-israels-innovative-edge/#6929863b4aec
[2] David Yin, “What Makes Israel's Innovation Ecosystem So Successful,” Forbes Asia, Forbes Magazine, Jan 9, 2017.
https://www.forbes.com/sites/davidyin/2017/01/09/what-makes-israels-innovation-ecosystem-so-successful/#614c851570e4